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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孩生育新政来了,但它真正起效,恐怕需要二三十年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1-09-25  浏览次数:58
核心提示:就在昨天,“三孩政策”——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炉。这个人口政策的调整,可谓“神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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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昨天,“三孩政策”——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炉。

这个人口政策的调整,可谓“神速”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20天,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向。

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是一次迟到的调整。毕竟,中国的生育率在近30年的时间里低于2,无法维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。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,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1.3——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。

更不乐观的是,人口问题一旦出现,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——这是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。

携程公司的创始人、人口学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的政策建议虽然显得有点惊世骇俗,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提高生育率、扭转人口趋势之难。

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长期实施才能显示出一些效果。

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,在金钱,政策,环境,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,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;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,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,一路向下。

在中国,这一次,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颓势,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?

△ 某医院产科,护士给新生儿做护理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。

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会

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极为脆弱的

北欧可能是对女性生育最为友好的社会。

在瑞典,育儿假18个月——480多天。

育儿假期间,瑞典社会保险局会为他们支付超过80%的薪水。孩子1岁多即可以进入公立的托儿机构。学费与父母收入挂钩,最高约合人民币每月1100元。

瑞典的公司通常会为员工的育儿生活提供一定便利。孩子12岁以前,父母每年有最多120天的“孩子病假期”。在首都斯德哥尔摩,“晚高峰”出现在下午4点多。

爸爸们通常会承担大量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。

整体而言,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“工具包” 包括四个方面:

经济补贴——每月发放的育儿津贴(在2014年,瑞典每个月发放的津贴合人民币近1000元);一次性奖励 (孩子出生、上学的补贴); 孩子成长各阶段的教育、医疗服务补贴;住房补贴等。

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——瑞典规定,地方政府有责任为12岁以下儿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务,除了提供一定时间的免费托育服务外,在向个人收费时也有政府补贴。

鼓励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—— 延长夫妻的育儿假假,瑞典的育儿法定假期18个月,同时还鼓励夫妻共享育儿假。

对女性友好的社会氛围——反歧视立法,保障就业性别平等。

当然,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价的,瑞典超过3%的GDP支出用于育儿福利,在欧盟国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。

同时,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也是发达国家中的“优等生”,近年始终保持在1.8左右。

过去几十年间,瑞典的生育率可谓“过山车”。

70年代末期,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.60左右。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,鼓励生育,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、较高的育儿补贴,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。

随后,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,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、带孩子,还继续延长产假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,到1989年,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.1。

不过20世纪90年代,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。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,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。90年代末,生育率降至1.5。

经济衰退结束之后,政府将育儿假最长延长到480天,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。近几年,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.8-1.9之间,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。

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,将接近1.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,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。这努力的结果,又是多么脆弱、容易反复。

东亚的努力为什么成效甚微?

作为全球生育率倒数的劣等生,东亚地区最早在90年代也开始鼓励生育 ——提供育儿津贴、鼓励爸爸休育儿假、缩短劳动时间、提供平价托育服务……

但收效甚微:日本的生育率维持在1.4——低于生育率陷阱的水平,韩国和中国台湾更低——0.84和0.99,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。

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,日本最早面临少子化问题。不过,直到1989年,日本的生育率降到1.57时,日本政府才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。

1994年,日本提出要“构筑快乐育儿的社会,力图让父母保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。具体做法是,要求托儿所和幼儿园延长托管时间,让女性在抚养幼儿的同时也可以工作。

不过,这一政策作用不佳,生育率仍然下降迅速,因此继续投资扩充托儿所功能、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、减轻家长负担。

2003年日本制定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》,重点推进育儿假制度、鼓励父亲参加养育子女、缩短劳动时间等。

然而,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。2005 年,日本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.26,创下历史新低。

之后,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,继续层层加码。

其中,最有诚意的一次加码,当属2017年9月提出的“育人革命”。这一计划提出,将用三年时间,投入约2万亿日元(约合1163.6亿人民币),以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积极性。

如今,日本人生一个孩子,可以得到42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2.4万元)的生育补贴。

孩子15岁前,每月可获得10000-15000日元(约合人民币581-872元)育儿津贴。3-5岁幼儿可以免费上幼儿园(学费较高的私立园仍需交一定费用);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260万日元(约合15万人民币),则0-2岁也可免费上托儿所。此外,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还可以得到补助。

不过,虽然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刺激生育,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只是略有上升,仍保持在 1.4 左右的超低水平。

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其他地区。

早在2005、2006年,韩国和中国台湾已意识到少子化的问题,并开始采取大量鼓励生育的措施。

这些措施,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生育奖励、育儿津贴、托育服务、父母育儿假等方面,投入金额不断提高。

近几年,在韩国和中国台湾,生第一胎,都可获生育奖励约合人民币2000-3000元,每月育儿津贴约合人民币550-700元,第二胎及以上金额还会增加。多个县市都有公办的亲子游乐中心,免费或象征性收取费用。此外,政府还开办或补贴社会力量开办大量托儿所,婴儿6个月左右即可入托。

韩国的政策更进一步:育有8周岁以下或小学2年级以下孩子的父母可申请最长1年的育儿假,父亲也可以休育儿假。超过三个孩子,可享受电费、燃气费、火车票打折,以及国家奖学金优先、学费减免、买房优惠等等。

不过,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生育率继续下跌的趋势。

到2020年,韩国和中国台湾两地的总和生育率,比日本更低——分别为0.84和0.99。

多年来,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直致力于鼓励生育,投入诸多。为什么效果如此不明显?

其中一个原因是:他们误判人口形势,错过了最佳应对期,在生育水平已过低、接近“低生育率陷阱”时才开始鼓励生育。“低生育率陷阱”理论认为,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.5,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,扭转其下降趋势会变得很困难,甚至不可能。比日本反应更慢,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开始鼓励生育时,总和生育率已分别跌到了1.18和1.08。

其次,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,但仍然不足,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丁英顺在《日本应对低生育政策再探讨》一文中指出,日本的相关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,处于较低水平。“法国、英国、北欧等把GDP的3% 投入到育儿方面,而日本勉强达到1%,这些福利还远远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。”

此外,丁英顺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:日本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仍然欠缺。日本政府为保障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,但大部分人仍然支持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,这很大程度上导致大量女性为避免放弃事业而晚婚晚育,甚至不婚不育。

这也是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发布于2019年的报告还以韩国为例,提到了东亚地区生育率低的一个特殊原因:传统的劳动分工深深扎根于父权文化、工作时间长且不灵活和高度竞争的教育系统。

“二孩政策”实施10年后

也许不用参照其他国家,回头看看中国过去10年所进行的人口政策的调整,以及调整后的“成果”,也能一窥端倪。

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,缓解养老压力,2011年11月,全国所有省份放开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,也就是“双独两孩”政策。

△ 2013年12月,某地“生育二孩”的宣传栏。图片来自视觉中国。

政策实施后,出生人口并没有明显增长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2年出生人数1635.01万人,仅比2011年增加31万人左右。人口大省河南2年仅有600多对家庭申请生二胎。

尽管如此,立即放开全面放开二胎的建议,还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。其核心议题是,全面放开二胎会造成多少人口出生堆积?将对社会、经济等造成怎样的冲击?

按照当时学者的分析,如果2012年直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,即便是只有70%的女性有生二胎的意愿,中国也将多生出9700万孩子。

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,这样的人口增长,对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居住等,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。

不过,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实在是多虑了。

当中国还是决定逐步放开——2013年将二孩政策放宽到“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”,2016年开始真正的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后,预想中的“婴儿潮”却没有出现。

2016年,中国出生人口1786万,达到十年峰值。此后,遭遇生育悬崖,出生人口连年下跌。到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,首次刷新了1961年的最低记录。

今年5月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则显示,2020年出生人口进一步降低至1200万,生育率只有1.3。

全面二孩政策执行5年,出生率不增反降,年出生人口又创新低。

过去30多年,独生子女、晚婚晚育等政策,已经深入人心,甚至形成新的社会模式。人们对待生育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。

统计数据显示,每对夫妇期望已经从生育孩子数量已经从6个降低到了1.8个。

人口学者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丰对江苏农村1.8万名女性追踪调查发现,3年内只有6%生了第二胎。很多城市男女甚至不婚不育。

此外,过去十年的二孩政策只放开了“生”的限制,缺少配套政策,没能分担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,也造成了生育二孩意愿不强。

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,53.3%的一孩家庭没有意愿生育二孩。主要原因就包括“入园、升学情况”、“生活地区环境状况”“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”,同时父母精力、孩子的照料问题、家庭经济状况等都是影响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。

2016年的上海两会上,就有人提出,在上海养大一个孩子需要大概200万元,37%的家庭因经济原因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。

有了前车之鉴,这次的人口政策,明显步子大了一些。除了全面放开三孩,在“育”上略有不同,新政还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支持措施,比如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、发展普惠托育、降低教育开支、完善生育休假与保险制度等。

不过,此前多个国家的经验表明,止住生育率下滑趋势不是一日之功,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几代人的努力,而努力的结果又总是脆弱而容易反复。

三孩放开政策公布的同时,新华社做了一项“三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”的投票,在这个3.1万人参与的调查中,2.8万人选择了“完全不考虑”,超过总人数的90%。

在投票发出后的一个多小时,新华社删除了这条微博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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