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粟裕为何不愿当志愿军司令 2次恳求毛泽东获理解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1-10-22  浏览次数:20
核心提示:1950年7月的某一天,粟裕家中发生了一幕奇景。粟裕的饭桌上,所有的饭菜,都摆在一条直线上,粟裕拿着筷子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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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7月的某一天,粟裕家中发生了一幕奇景。粟裕的饭桌上,所有的饭菜,都摆在一条直线上,粟裕拿着筷子艰难地一点点夹菜过来。离他远的菜,还要夫人楚青代劳帮忙夹过来。

一、粟裕的怪病

这不是粟裕在摆谱,这位饱经磨难的人民功臣、共和国将星,此时正怪病缠身,头不能左右摇动,否则就天旋地转痛不欲生,所以只能把东西都放在他的正面。

粟裕所患之病是美尼尔综合征,这种病也不是什么绝症,主要症状是反复发作旋转性眩晕。到底因何发病,当时查不出来。多年后粟裕大将去世,遗体火化时才发现颅脑中有几块弹片。回忆粟裕早年的经历,原来1930年2月参加富田战斗时被炮弹破片炸伤,留下了终生的病痛,只要精神高度紧张、身体疲累时,都会引发头痛。

偏偏粟裕青壮年时期,正好是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。他担负华野的作战指挥,脑子超负荷运转,长年精神高度紧张,加重了病症。同时他还患有高血压、肠胃病,淮海战役围歼黄百韬兵团时,血压一度高到200多,头痛到无法忍受。

所以一到解放战争大局初定,粟裕就向中央提出休养身体的请求。为党和人民征战半生的粟将军,确实需要暂时休息一下。

然而天不遂人愿,就在粟裕怪病发作之时,东北传来警讯。1950年6月下旬,朝鲜半岛再生战火,我国东北边防压力骤然增大。

朝鲜战事事关多方,我国不可能坐视不理。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,以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4个军为主力,配属部分炮兵和空军,共约25.5万人,迅速开赴东北,以备不时之需。

预备队是一个军事术语,通俗来讲,预备队就是作为后手,不投入战斗,以应付战场上的突变。一般把预备队投入战场,就意味着有大事发生。

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更了不得,那是准备应付国家顶级战略危机的保底部队。中央把这些部队调上前线,可见决心之大、战争危险性之高。

所以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一职非常关键。毛泽东第一时间就把目标投向了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粟裕。

1950年7月6日23时,毛泽东给粟裕发电报,要他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。原文如下:

“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,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,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,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。”

此电文出自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,高度可靠。

注意这个发电时间,是深夜23时。可以推想,这大概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商讨之后,第一时间就决定的。

这对粟裕是个艰难的挑战。

中央第一时间考虑到粟裕,让粟裕挑起这个空前的重担,按理说粟裕应当毫无二话,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担当下来。

但出人意料的是,粟裕迅速给毛主席回电,解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不好,恐怕不能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,建议由别的同志指挥。毛泽东没有同意,仍然坚持要粟裕来当东北边防军司令员。

粟裕不敢不从,强撑病体,开始着手准备到东北的工作。粟裕当时仍是三野的军事负责人(副司令员),亦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。他命令华东军区司令部抓紧挑选一同到东北的参谋、通信等要紧的人员,还让华东空军系统调查了解美军侵朝的空军部队情况。

与此同时,粟裕还分析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,感到只有二十多万人,力量还比较薄弱,于是向中央提议,增调原本用于攻台战役的三野第九兵团(司令员宋时轮,长津湖战役即九兵团打的)加入东北边防军,以备不虞。

然而到了7月底、8月初,粟裕再度向毛泽东发电,说自己身体实在不行,病情不见好,反而恶化了许多,决然无法担任如此规模大军的指挥任务。请求让贤。

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,要粟裕安心养病。随着朝鲜战局进入胶着,美军参战的征兆越来越明显,中央开始在另外五个人选中择人而用。这五个人分别是林彪、彭德怀、徐向前、刘伯承、陈赓,众所周知,后来中央选中彭总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,粟裕自此告别了与志愿军总司令的缘份。1950年12月,粟裕到苏联治病。

二、拒任志愿军司令只因生病吗?

在世人的众多解读中,似乎粟裕没有当志愿军总司令,原因只是他身患怪病,力不能胜任。但原因仅止于此吗?细究历史深处,似乎并非如此。

有一个细节,提醒看官可以注意一下。

1950年12月,中央派陈赓入朝考察战况,几个月后,就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(第一副司令员是邓华),职责是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。

到1952年3月,因为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,陈赓后来居上,代理志愿军全部工作。

讲这个细节什么意思?中央有意多派一位有分量的宿将,作为彭总的左右手,共同指挥志愿军作战。是以陈赓拖着久病之身——心脏病、高血压以及腿伤,在越南时腿伤加重,从越南回来没有休息就转入朝鲜战场。

陈赓与彭总在朝鲜

陈赓在朝指挥期间,粟裕于1951年9月回国。注意9月这个时间点,正是陈赓熟悉了朝鲜情况、抵达志愿军司令部并全面参加志司工作的节点。

陈赓介入,粟裕回国,难道全是巧合吗?其实未必。

接下来的分析,都是笔者根据当时史料进行的推测,未必是真,且作他山之石,与诸君共论当时的历史隐秘。

我们要说的重点是,粟裕没有出任东北边防军,也即后来的志愿军司令,并不全因为生病,而是另有隐情。

这个隐情,要从粟裕将军过于谦逊甚至有些软弱的性格上说起。

粟裕很少与人有什么冲突与争论,把自己位置摆得很低。他从华中转到山东指挥作战时,后来居上,实际负责华野的军事指挥。但他与山东部队素来没有什么渊源,加上他年纪又轻、性格不那么强势,原来山野出身的几位纵队司令,不是很服粟裕。

像宋时轮(1907年生)、王建安(1908年生)、许世友(1906年生)等纵队司令级的人物,大都与粟裕是同龄人,相差不过一两岁,许世友比粟裕还大一岁。指挥作战时,粟裕不免遭到一些质疑。像著名的孟良崮某将军电话事件,粟裕甚至无法以副司令员的身份压住纵队司令的质疑,还得靠陈毅来解围。

1947年七月分兵,华野部分兵力到胶东坚持作战,粟裕原来的策略是一定要集中兵力作战,但部分指挥员并没有放在心上,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守胶东,若不是许世友力挽狂澜顶住压力把兵力集中了起来,胶东这块被华东局视作丢了命也不能丢的根据地,真要被国民党军给夺走了。

济南战役时,亦有人据史料推测,粟裕原定的攻济部署,在一些纵队司令那里贯彻得并不好,以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。

这里强调一下,笔者举这些例子,并非说华野内部不团结。经过几年解放战争的考验,华野上下对粟裕的指挥能力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宋、王、许等人与粟裕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等等这些情况,粟裕的方面军指挥员身份和权威,都不同程度受到挑战。但粟裕并没有说过什么,他的回忆录里只字不提与人的争论和分歧。

粟大将之光风霁月、坦荡磊落,是毫无疑问的。但不得不说,也正是这种过于谦逊自抑的性格,影响到了他在战略层面的魄力。

具体地说,就是他对跨野战军层面的统一指挥,可能有一定怵的成分。

三、三件关联之事

这不是笔者瞎说,有真实史料支持。

第一件事,是陈士榘向中野要指挥权。1948年12月,中野在双堆集包围黄维兵团十多万人,由于缺乏重装备,兼之兵力不足,虽能将黄维制得动弹不得,但急切间难以吃下。淮海战役总前委怕夜长梦多,便调华野3个纵队和一部分炮兵前来,合力吃黄维。

率领这3个纵队南下支援的是华野时任参谋长陈士榘。陈士榘为人颇有傲气,解放战争开打以来,他一直和唐亮率领几个兵团,以半个方面军的规模独立作战。此时他率领的三个纵队兵强马壮,战斗力比中野高出一截,要他过来接受中野的领导,不是很服气,于是提出独自指挥部分兵力进行攻坚。

刘邓首长便任命他为南集团指挥员,由他统一指挥华野3个纵队,以及中野原来参与攻坚的3个纵队。

此事虽说没有影响战局,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,不同野战军之间若有若无地有一些壁垒。这倒不是什么山头主义,大概长期作战形成的默契、配合与共情。

第二件事,是粟裕不愿统一指挥平台战役。此事就发生在粟裕辞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之前一个多月。1949年底国民党军主力基本撤出大陆后,东南方向已无国军残兵,平台战役已是箭在弦上。中央责成粟裕主持平台战役的准备,主要兵力就用三野。

平台战役准备,我们下文还要另讲,此处先讲一件具体事。1950年6月,就在攻台准备紧张进行之时,粟裕突然向中央上书,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攻台战役。毛泽东大惑不解,东南方向的作战,一直由三野承担,从山东打到厦门,从未见粟裕退缩,怎么现在要往上级推责任呢。毛泽东也没问那么多,直接宣布,日后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。

6月23日,粟裕再次请辞,并暗示了理由。粟裕说,目前三野和华东地方部队兵力总共50余万,能用于作战的大概30-38万,这些兵力不太够,还需要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-4个军,因为涉及到跨野战军的指挥,自己“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”。(此话出自《粟裕文选》)

粟裕甚至直白地提出,请刘伯承或林彪统一指挥。

这话就有些奇怪了。上次说让中央军委直接指挥,现在又说刘或林统一指挥,可见在粟裕的心目中,野战军司令足以胜任攻台战役的指挥。之所以退让,大概是粟裕对跨野战军的协调感到麻烦,人际关系太难处理。

不光是粟裕亲身经历,其他野战军之间,也发生过类似的尴尬。

第三件事,关于陈赓和林彪的分歧。1949年10月,林彪率四野向湖南、广东一带追击国民党残军,在湖南祁阳围住了白崇禧桂军主力。林彪手头掌握的兵力不够多,怕一时间吃不掉白崇禧——这是林彪一贯的风格,从不打无把握之仗——于是电令已经突入广东的陈赓兵团往北撤。此时陈赓已经兵临广州城下,准备拿下广州,歼灭国民党军余汉谋所部残兵。

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原来是二野的,渡江战役后,中央令其暂时配属四野,归林彪指挥。林彪出于对二野刘邓首长的尊重,没有把陈赓兵团的几个军拆开使用,而是让陈赓独立指挥,单独执行一个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。表面上看是遵照中央命令,实际上陈赓兵团还是独自行动。

此时调陈赓兵团走回头路,林彪心里不是很托底,便向中央请示,余汉谋集团不足为患,陈赓应迅速北撤,先把湖南的白崇禧集团解决掉。

中央同意林彪的请示,电令陈赓北撤。陈赓很不乐意,余汉谋集团已是瓮中之鳖,我军如北撤,让他从容逃走岂不可惜。但中央有令怎么办?陈赓是个聪明人,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中央和林彪的命令,以免伤了两家和气。那当下的尴尬怎么化解呢?陈赓想了个巧妙的法子。

当时叶剑英已经出任华南局书记、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,他正随陈赓兵团南下作战。叶剑英是广东梅县(今梅州市)人,看中央的意图,广东解放后中央肯定要将广东一省之重任交给叶剑英,陈赓半是请示半是商量,和叶剑英合计,必须先打广州,再说湖南。

叶剑英同意陈赓对前线形势的看法,于是应陈赓之请联名发电报请求中央收回成命。陈赓的意图是借叶剑英的身份顶一下林彪的压力,毕竟叶剑英的资历太强悍,林彪不能不给这个面子。不过叶帅也是聪明绝顶之人,陈赓在电报上署名“叶陈”,叶剑英审签时改成“陈叶”。陈赓连称不敢当,叶帅笑道,建议是你提出的,我岂能掠人之美。

此事虽然称不上两个野战军之间的矛盾,充其量是指挥作战中的一些小尴尬,二野和四野素无交集,两军协同作战不熟悉,极易在实际战斗中出现对接、配合上的问题,反倒不如相对独立一些。

陈赓的请求由中央转给林彪,林彪也明白了其中的细微曲折,加上四野其他主力正在兼程赶来,要陈赓兵团北撤已无太大必要,因此会心一笑,也就不再要求陈赓北撤了。

从这些事例看,跨野战军指挥不熟悉的部队,不仅对实际作战指挥有影响,就是不同系统之间的情感隔膜,也颇令人头皮发紧。

东北边防军起初的4个主力军,38军、39军、40军和42军,都是四野主力军,粟裕与他们毫无渊源。虽说革命任务面前大局为重,但现实因素不得不考虑。粟裕的资历在四大野战军首长中是最浅的,年纪也是最小的,去指挥四野这几个虎狼之师,着实有点压不盘子。

这个原因,粟裕在请辞东北边防军司令的历次书信、电报中都没有提及,但这些因素,毛泽东不可能考虑不到,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明说罢了。

当然,不光因为这些事,粟裕可能还有别的牵挂:攻台准备。

四、粟裕心念海波平

指挥大军入朝作战的6人名单,粟、林、彭、刘、陈既然总参能提名出来,稍具战略眼光的几位高级指挥员也都想得到,粟裕更能想得到。或许在粟大将看来,入朝作战6人任选其一都可以,本无高下之分。但另一件要事,却非他主持不可:攻台。

粟裕筹划解放台湾的事很超前。早在渡江战役之前,就已把眼光投向宝岛。粟裕当年打完孟良崮即考虑反攻整个山东,济南战役尚在进行中就已考虑淮海战役,渡江战役发起前,他也已预料到大军渡江后,解放华东诸省将是有征无战,最大的战事肯定是摧毁蒋介石最后的老窝。不得不佩服,渡江战役之后的情况,几乎全如粟裕所料,沪宁杭三个重要城市几乎没有打像样的仗。解放上海之战,若非陈毅、粟裕考虑到保护城市不让用炮兵,区区二十余万国民党残军,顶多几个小时就被冲垮。

但粟裕没料到的是,解放厦门易如反掌的同时,叶飞第十兵团居然在金门吃了个大亏。金门战役失利,若论绝对损失不见得有多大(金门战役失利后来对叶飞也没有太大影响,叶飞将军与三野其他几位兵团司令同样授衔为上将),但背后的教训却很深刻。尤其是在各野战军大进军、大胜利、大解放的时候,其他三个野战军都没有成建制损失部队,没有吃过什么败仗,三野却当头挨了一闷棍。

粟裕一贯以指挥神妙精奇闻名当世,华东部队成军以来几乎没失过手,此次败仗着实在精神上给予粟裕极大冲击。

所以他对平定东南海岛有一定执念,军委正式下达命令,要粟裕主持攻台准备时,粟裕既兴奋也有担心,马上进入了实际准备。

都需要准备什么呢?无外乎陆军、空军、海军以及后勤保障。

陆军方面,粟裕底数较足。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,陆军实力大约20万人左右,而且都是惊弓之鸟,没有多少战斗力,金门之战属于触底反弹神光一现,岛上国民党陆军基本都是大陆被打残的,这个勿庸置疑。所以粟裕只需要叶飞十兵团的陆军兵力就足够了。

海军和空军都是短板,但中央和三野方面,起初都比较乐观,认为只要有苏联支持,便短时间内就可以建立起来较强大的空军。

毛泽东、朱德认为只要苏联援助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,就可以发起攻台战役。因此,毛泽东7月10日指示周恩来“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。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,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,掩护渡海”。(出自《毛泽东年谱(1893-1949)》)

随即毛泽东认识到这些人员和飞机太少,7月25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,询问“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,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,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。此外,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-200架歼击机、40-80架轰炸机”。(出自沈志华主编的《俄罗斯档案选编:中苏关系》)

但是苏联方面随后的回复,让我们心里一凉。苏方说,一方面,苏联在战争期间损失严重,从西部前线到伏尔加河一片荒芜;另一方面,如果苏联军事支持攻台,就会与美国海空军发生直接冲突,美国就会借口发动新的世界大战。空军方面的援助,基本上断绝了。仅靠我们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157架破旧飞机,其中还只有一半能升空作战,技术人员和航空油料、弹药极度缺乏,制空权方面的压力太大了。

海军方面压力也很大。粟裕原来指望江南造船厂能生产一些舰船,但问题和海军差不多,工人大都逃散,技术人员缺乏,不具备短时间内造出足够船只的能力。虽然缴获的船只较多,特别是国民党的头号巡洋舰“重庆号”起义,但这艘强大的巡洋舰,由于缺乏空军保护,被国民党军的重型轰炸机追着炸沉,失去了战斗力。

粟裕的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,开始的信心满满,到1949年12月,粟裕无奈承认现实,由于海空军各项准备都不到位,不能强行开打。

不能打,不意味着就不打了。粟裕一直憋着一口气,不断推进各项准备工作。他以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的眼光看到,战争准备不是靠拍脑门子,一股热情就能解决问题,海军、空军以及东南沿海的后勤保障建设,绝非一日之功,需要付出极大耐心、努力和投入,才能确保金门之战失利不再重演。

战争准备点多面广,牵涉事务、人员极多,指挥员必须充分熟悉情况,在华东军区有足够威望。相比专务军事指挥的主官具有即插即拔的特点,攻台准备的指挥员绝不能轻易调换。所以,就当时的情况看,粟裕留在华东主持攻台准备,一定程度上讲是时势所需。

粟裕能看到这一层,毛泽东同样能看到。所以,大家心照不宣,毛泽东也没再勉强粟裕。

不过粟裕与志愿军并没有擦肩而过,毛泽东对他这位爱将,充满了关怀与偏爱,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,粟裕终于和志愿军产生了交集。

1951年12月,粟裕就任副总参谋长。1953年10月31日,粟裕升为总参谋长。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,但志愿军仍驻留朝鲜。1957年12月,毛泽东决定从朝鲜撤回全部志愿军部队,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。

时为总参谋长的粟裕抗美援朝挂帅虽然未能成行,却成为撤回志愿军的主要执行者之一。1958年2月14日,粟裕与周恩来、陈毅(时任外交部长)等人一起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访问,粟裕的主要职责是慰问志愿军与部署撤军事宜。

3天后,粟裕和周恩来接见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,指令说:“撤军要交好、走好、到好”,“只要朝方提出需要的一概留交”,“对方未提到的不强给”。随后,周恩来、粟裕、陈毅等人一起冒着鹅毛大雪拜谒了志愿军烈士陵园,向倒下的烈士们敬献了花圈,又一道给即将归国的志愿军司令部干部和各军代表作报告,为抗美援朝画上了最后的句号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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